凤昌八年,秋分。
史馆的书架上落着薄灰,林疏桐握着毛笔,对着空白的史册发呆。案头摆着女帝的《起居注》,里面记着“凤昌七年冬,女帝亲赴江南,开女子织锦坊”,却没写她在织锦坊里,亲手给绣娘演示枪缨的绣法;记着“凤昌八年春,女帝改革科举,设女科”,却没写她在贡院门口,给每个应试女子别上银簪。
“疏桐,该记‘女子科举首榜’了。”同僚的声音打断思绪。林疏桐抬头,看见红纸上,“清禾”“阿玲”等名字赫然在列,每个名字旁,都画着小小的枪或笔的图案——那是考生们自己画的,用来表明报考的科目。
她忽然想起三年前,自己刚入史馆时,老史官说:“史书要写大事,女子的小事,不必记。”但林疏桐握着狼毫的手忽然顿住。红纸上“清禾”二字的墨痕未干,旁边画着杆挺秀的银枪,枪缨处点着颗朱砂——那是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,却又带着边塞风沙磨出的棱角。她想起上个月在雁门关见到的清禾,铠甲上绣着的凤凰尾羽,正是用女帝亲赐的红丝线所绣。
“小事?”她忽然轻声反驳,笔尖在史册上落下第一笔,“凤昌八年秋,女子科举首榜放榜,应试者三千,中榜者百二十人,皆于姓名旁绘兵器、农具、书卷之形……”墨迹在宣纸上晕开,像极了女帝登基那日,朱雀大街飘落的红梅花瓣。
深夜的史馆漏着月光,林疏桐翻出珍藏的《民间杂记》。里面夹着各地送来的歌谣抄本,其中一首北疆童谣让她眼眶发烫:“安娘娘,坐朝堂,银枪挂在门框上,阿姐穿甲妹读书,莫说女子不如郎……”字迹歪扭,却盖着当地里正的红印——这是百姓们非要让史馆收录的“大事”。
她忽然想起半年前,女帝召见史官时说的话:“史书不该只有帝王将相的名字,还要有无数个‘她’的影子。她们握过的笔、骑过的马、绣过的凤凰,都是这天下变迁的光。”那时,女帝袖中落下片胡杨叶,上面用炭笔写着“翠屏绣庄”西字——那是当年女帝的贴身丫鬟开的绣庄,如今己成江南女子的“织锦圣地”。
笔尖在“女子科举”条目下,又添了行小字:“中榜者清禾,曾于雁门关戍边三载,其枪缨绣法被编入《凤仪典》;阿玲,以《女红与兵法相通论》中魁,今于书院授‘针甲术’……”墨痕划过“针甲”二字,她忽然笑了——这是阿玲独创的技艺,用绣针模拟枪术招式,让深闺女子也能“握枪”于指尖。
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,己是三更。林疏桐起身舒展酸痛的肩颈,看见史馆墙上,不知何时被人贴上了张画像——女帝卸甲后穿着常服,手里握着的不是惊鸿剑,而是支普通的狼毫笔,笔尖落下处,绽开朵由“女”“子”二字组成的凤凰。画像角落有行小字:“史官姐姐,这是我阿娘画的,她说您会喜欢。”
泪水忽然模糊了视线。她想起自己初入史馆时,总被嘲笑“女子何必舞文弄墨”,如今却能握着笔,将无数个“她”的故事,写进这煌煌史册。那些被老史官视为“小事”的细节,此刻在她笔下,却成了最璀璨的光——是女帝握枪时的血,是翠屏缝补甲胄时的针,是清禾画阵法时的墨,是千万个“她”在时光里,悄悄点亮的、属于女子的天空。
凤昌十年,霜降。
林疏桐站在史馆的屋檐下,看着小皇子抱着本《凤昌野史》跑过。书册里掉出张纸,她拾起一看,是小皇子画的女帝画像——铠甲上绣着盛开的梨花,枪缨上系着无数条红绳,每条红绳上都写着个女子的名字:翠屏、清禾、阿玲,还有“林疏桐”。
“疏桐姐姐,”小皇子仰头看她,“母皇说,史书里要是没写你们,就是漏了最亮的星星。”她忽然轻笑,指尖抚过纸上的红绳——原来在孩子眼里,每个握笔、握枪、握针的“她”,都是照亮天地的星。
此刻的史馆里,新修的《凤昌实录》正散发着松烟墨香。在“帝王本纪”之后,新添了一卷《女杰传》,开篇第一句写着: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人之天下。而天下人者,不分男女,皆可握笔写春秋,持枪定山河。”
墨痕未干,却己在时光里,凝成了最温暖的光。就像女帝当年握枪时,枪缨上飘落的红绳,如今早己化作千万条光带,缠绕在每个女子的指尖、笔尖、心尖——让她们知道,这天下的史书,从来不止是男人的战场,更是每个“她”,用勇气、用温柔、用坚持,一点点写成的,永不褪色的长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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